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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作为行政组织的国有企业，国企经营者往往面临政府、国资委等机构的行政委派。国企经营者同时兼具有政治身份，国有企业、经济性、行政性关系错配，很可能导致我们面临治理风险。反映在激励约束上，两种身份，两种治理激励，相中行政模式并存，导致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刚才陈主任讲我们通常说为什么强的行政约束，弱的预算约束。处于官员身份时决定激励的政府赋予的政治任务或者行政任务，行政逻辑寻求行政晋升。经济人身份，市场产生的经济利益，逻辑是获得更高报酬。但是这两者往往是互相冲突的，比如说某经理人按照政府政治人物做出某向政治决策，导致企业亏损，在经济性治理模式下理应受到处罚，并在行政性治模式下进行奖励。滋生了利用两者的冲突，吃两头的现象。表现为一方面国企经营者追求官员身份，行政级别带来的好处，一方面又想拿市场化薪酬。由于行政性的假设，国企经营人存在私欲，行政晋升概率较高，国企经营者以行政性治理为导向。将追求行政职务上晋升作为第一位。当行政上的晋升概率较小，存在经济利益上的机会主义，例如我们说的59岁现象。

据彭博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正试图通过缓慢减少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来为美国经济有史以来第二长的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美国经济正面临减税和联邦支出增多带来的红利，不过贸易战或许会构成拖累。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实现了4.1%的扩张，为2014年以来的最快增速。6月失业率为4%，低于4.5%这个美联储估计能反映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水平，也接近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这些手段也有问题——蚊帐最多只能用三年，杀虫喷雾的效果只能持续6-9个月，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定期重复这些做法，且每次只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阻断传播的效果。不仅如此，我们目前所用的杀虫剂没有选择性，会杀灭所有类型的蚊虫。不断地发放蚊帐和喷洒杀虫剂不仅成本高昂，而且操作难度大。

回首2000年，疟疾每年导致大约一百万人的死亡，很多治疗疟疾的药物因为抗药性的出现无法继续发挥作用，导致非洲国家疟疾造成的死亡数量急剧上升。如今，疟疾在控制上已经有了一道曙光，多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全球基金的设立以及双边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已出现了很多新的创新手段和工具。在2000年到2015年之间，疟疾导致的死亡数量前所未有地大幅下降。

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假设下，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因为有明显剩余控制权特性，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拥有较强实质控制权利，不光是持股的，直接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这背后这两种权利的配置核心，剩余收益权、控制权，就是公司治理的安排。大家知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只是政府的延伸，是生产车间，不是真正意义上盈利性组织。我在1996年从资源配置行政化、高管任免行政化和经营目标行政化等三个维度总结了其治理特征后提出行政性治理这一概念。

所以那个年代外企是趾高气扬的，现在回想起来，跟80年代的的哥，就是出租车司机泡空姐，是一个路子。比如思科，一直到十几年前，名头都很响亮，华为都觉得思科出来的，高自己一头。尤其是应届进思科的，那基本上都是TOP10名校的TOP10毕业生，当然，进微软，甲骨文，这一系列公司的，都一样。